【1月21日晚，深圳市法学会、罗湖法律文化书院和蓝海法律中心联合举办深圳法治论坛首场微信会。受蓝海法律中心邀请，证券界重量级嘉宾、证监会前副主席、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高西庆莅临论坛，从外国监管、投资经验、投资心态以及人才机制四个方面讲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当晚线上线下共有800多名听众听取了这一精彩讲演。应广大朋友的强烈要求，经高西庆先生同意并亲自审阅讲稿，我们将当晚的演讲整理稿推送给大家】
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
高西庆
大家晚上好！我今天主讲的题目是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挑战。大家知道任何企业到任何地方投资都会面临挑战，如果有人说他投资百发百中的话，你千万别信，那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的股神巴菲特，我跟他有过很多次的交往。他是我非常佩服的人。他请我吃过大概有近十顿饭，如果每顿饭都值几百万的话，那么我也是千万富翁了。即使是巴菲特，也不是说他投资就是百发百中了，只要他把钱放在哪儿就哪儿赚钱，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到今天，以他这么巨大的影响，他的投资叫做金手指吧，大家一看，巴菲特投，你还不投啊？大家都去投。他变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即使是这样，在过去这几年中，也有过好几次他投资不是那么成功的例子对不对？每个人的投资都会遇到挑战，但是中国的企业在过去这些年里，是在历史的特别关口上开始了整个一轮投资的大潮，涌向了国外。这个不是总有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从唐宋的对外贸易到郑和下西洋，中国有很多次出去投资，但那时候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在过去的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上头一次以这么大的规模出去投资。
在2012年，有研究机构认为中国在十二五期间的对外投资将会达到5000亿美元。今天看来，中国在过去一年内对外投资都过1000亿美元了。当时认为是个巨大无比的数字，今天看来是不那么重要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我们在过去几年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国人在短时间内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中国经济在本身内部循环运转的体量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明天闭关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会大得不得了。今天的世界不再是清朝、明朝的世界了，今天的中国是开放的，是向外走的。对外投资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全世界的需求。中投的资金是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搞贸易挣来的外汇其中的一小部分，拿去国外投资。中投是2007年9月成立的，到今天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碰到了巨大的波动。这就是在整个世界投资史上比较少见的2008年金融危机，又叫金融海啸。但是这次波动并不仅是经济上的波动，它是在世界范围内“新常态”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表现形式。这个和过去历史上的几次变动是很不一样的。
在座的年轻人有学科学的、文学的，有学社会学的，你会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了过去几千年的运转，在过去几百年，有那么几次比较大的革命性的变动。很多人认为，今天世界又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过去一百年里，人类世界所作出的科学发展、发明创造、技术的进步，都是一点一滴地往前走的。基于一个基本的道理（比如牛顿的基本定理）来往前走，但今天已经到了要推翻定理的时候，到了一个用以前的想法已经不能再往前走的时刻，这就是所谓“新常态”。习近平主席讲中国的新常态，当然他讲的是我们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新常态。我讲的是在全世界的金融体系、科技发展中出现的新常态。在这个关口上出现了一个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和启示非常大，以这个为背景我来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各种挑战。
我是学法律的，法律系统挑战是非常巨大的，这个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法律机制，与西方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亚非拉美国家的法律机制都有很大的区别。很多国家因为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在他自己的管理体制下，或者说监管体系下，其市场本身的运作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不光是理念的不同，还有发展阶段、法律传统、背景、文化、社会、民粹思维等很多方面的不同。中投公司刚成立不久，我们不得不面临这些巨大问题。2007年9月我们刚宣布成立，俄罗斯随即宣布他们的财富投资公司成立。一夜之间，世界上两大经济体成立了主权财富基金。问题在于哪里？这是两个不容忽视的经济实体，他给西方人造成的视觉冲击非常巨大。在那之前全世界的主权财富基金都是在西方人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下的。挪威的、美国的（美国人为了政治话语权而搞了阿拉斯加石油基金，也成了主权财富基金），别的国家如新加坡、韩国、中东各国等，都是一些和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很接近，他们不觉得是威胁。可是中国和俄罗斯一出来，他们马上认为冲击很大、威胁很大。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有很多报导，不光是学术界，而且有经济界，政界，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出来说话。把话说白了，你来了，这么多钱，把我们的好东西都买走了，我们怎么办？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每年消耗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钢铁、铝材、水泥、玻璃，我和你打交道，你不是把好东西都全拿走了吗？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优势，有的国家矿产多、有的国家林木多。中国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把自己的东西都用光了，好像蝗虫一样把一片土地上的庄稼吃光了，现在跑我们土地上来吃庄稼了。话没有说得这么白，但基本意思就是这样。包括很多很有名的国家领导人、经济学家、金融界的人士等。我说的是八年前的事，时至今日，这里面的大多数人观念有了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不是像蝗虫一样，出去把别人的东西都吃光了，把自己的东西糟蹋完了糟蹋别人的。我们在努力形成共赢的局面，让大家都好起来。但是这个道理光靠宣传是不够的。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讲究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文化大革命宣传不可谓不强大，但那种宣传不是长期有效的，因为他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作为背景来支持。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是这样做，也让他们看到我们确实是这样做。西方的领导人说这样也不行，我们要有一定的制约，否则会把我们的资本市场搞乱了。从观念上说，你可以想象这样的问题，即全世界的资本市场就那么大，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成立的时候宣布了2000亿美元的注册资金。我们到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注册资本金15500亿人民币，从未有过这样大笔资金注册公司的。你拿这么大一笔钱，随便扔哪儿，哪儿就砸一个大坑。现在的资本市场不要说拿这么多钱，只要拿出一小部分，资本市场就会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当然人家会有怀疑。
因此，以美国为首，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义出来说要让全世界的主权财富基金一起签订一个协议，说明他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机构投资人，愿意公开、透明、公平合法地和各国打交道。当时对这个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不同的。有的人说别理他，有的人说还是要和他们打交道。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当时辩论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是属于必须和别人打交道的人，当时国务院给我们的任务是拿这个钱必须出去投资，不能在国内投资。你要在人家那儿投资，又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那怎么行？所以，我们表示很愿意和美国为首的机构谈判。他们搞了一个圣地亚哥谈判机制，我们的首席律师、我们管法律的副手都去开会、谈判。他们说你们必须这样这样，我说好，我们很愿意这样这样，但是我们这样，那你们准备怎么样？西方国家说，是我们制订规则，这个规则已经运作了很久，你们刚来，你们不能更改规则。我说就用你的规则来说，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公平、合理的竞争。
西方有句话叫做“平坦的竞争场地”。我踢球很多年，足球上场之前，先扔硬币挑选场地。西方一贯鼓吹的是“场地平坦”，踢的怎样是你的本事。所以我说我到你这儿来，你要求我遵守这样、那样的规则，那么你也应该遵守这样、那样的规则。他们说我们的规则本来就很公平，我说不行，你得写下来。西方我们叫做投资接受国，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搞了几十年，从来投资接受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好像中国这样的穷国，而这次签订的协议投资接受国都是OECD（经合组织）内的发达国家。即你们要承诺公平地对待所有投资者，承诺我这儿的法律法规对你是透明、公平、开放的，我不会有意识的把你挑选出来，歧视你，对你不公平。在洽谈了一年的过程中，我们是反反复复、一家一家去谈判、做工作的，从他们的投资界到领导都谈，就说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想干什么，我们的投资政策是什么，我们的资产配置原则是什么，我们愿意投什么，不愿意投什么，清清楚楚全部告诉他们。文化各有不同，不管是哪种文化，我的体会是你到了人家的国家，首先都要和人家交流，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交流，不交流你一定是自外于别人。一定会把自己挡在了大门之外。你不能过于介意别人的态度，认为是用自己的热脸贴他的冷屁股。你用不着这么想。这是个心态问题，因为你要和人家打交道。你对我态度好点我才去，要不我不去，这是不行的。
外国的监管机构对我们不理解、不友好，常常是因为没有好好打交道。最近有一个例子，中国一个民企，搞重型机械的，到美国投资一个风电厂。但购买之前没有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打招呼。买下来之后，美国律师建议要报告给他们，结果发现他们真的有意见，说离美国海军的试飞基地太近了，不可以。其实之前他们已经和海军谈过了，海军当时让拆除了一块，其余的可以留下来。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把问题提交到了总统那里，总统下令必须卖掉、拆除、全部停止，而且新的东西不能运进来。这个企业很生气，其实钱不多，也就几百万美元。咱们这家企业不干，就不同意，我是很佩服这家企业的，他们把外国投资委员会和美国总统给告了。中国媒体很高兴，觉得是中国人把美国总统也起诉了，但其实这在美国是很平常的事。这件事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是搞法律的。在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中投公司遭受到（我们感觉）不大公平的待遇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我们并不能动辄就打官司。因为从国家大的格局来说，大家的关系是互相的，用不着每次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吃了亏，明天又可能在另一个问题上占便宜。法院受理后，初审法院判决中国的公司输了，说根据美国的法律条款，美国总统完全有权做这个决定，而且这个权力不受司法审查。美国的司法审查从1790年以来到今天是逐渐加强的过程，其司法审查的触角，在美国无处不在，甚至在全世界都可以感受到。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家安全法和国家国防法说，美国总统做这个决定不受司法审查，这是国会通过的。法院说这么明确的规定，总统说不行就不行，中国企业就输了。中国民企不服，又上诉到了联邦巡回法院，大概是几个月之前联邦巡回法院判决说中国企业赢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可以说中国民企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你必须说明原因。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有个叫做“正当程序”的规定。也就是说，做任何对别人利益有损害的事情都必须要经过一个基本适当的程序。在美国总统的这个决定中，法院认为这个程序没有反映出来。虽然美国总统的决定可以不经司法审查，但法律没有说美国总统可以不经过这个正当程序就做出决定。所以这个案件又被打回去了，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本来这是一个不受人重视的小案件，突然一下美国的几个最有名的律师事务所都把其当成了一个重大的案件，到处写报告，作分析研究。如果我们在和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是否也可以起诉他们呢？我认为这只是挑战的其中一个方面。出去投资目的是什么？99%的人出去投资，第一位是赚钱。不赚钱的话，我为什么要投资？投资不为赚钱的人很少。好像这样的情况你做了分析之后，你觉得案件胜诉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超不过50%，像这个案件胜诉的可能性不超过20%。诉讼本身对研究法学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是为了在历史上记一笔的话，那么是可以的。但这对绝大多数的企业家来说，还是要研究一下有多大的胜诉可能性。这个案件光律师费得花多少钱？我相信律师费现在可能已超过了当时购买风电厂的资金了。有人说，假如我有60%的胜诉把握的话，那么我为什么不打官司呢？也有人认为我要留有余地，在其他的地方给予反击。不同的企业所处的位置不同，考虑就不同。我们有这么多钱，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的钱是要配置在美国市场的（至少占三分之一），近上千亿美元。这么大的投资量作为一个赌注的话，要想留名青史是可以的，要赚钱的话，就是很不负责了。也就是说，在对外投资的问题上，你不光要看到经济上的、监管上的问题，还要考虑法律、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你要把所有可能对你不利的地方都弄清楚，这就好比你到一个石头滩上找东西，那儿有很多石头，你要把每块石头都翻起来看一看。你到一个国家投资，你对所接受投资国家的法律等都要弄清楚，这样才能使得你可以清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这就要求对外投资者对外国投资监管上所遇到的挑战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这不光是说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我们一位民营企业家到冰岛投资了一块地，要建设一个大的游乐场所，当时冰岛的地方政府是同意了。但后来北约不同意。冰岛是在北极圈那儿，北约组织说你弄了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到时候建一个港口，中国海军从那儿出来的话，我们怎么办？说到最后也是不让投资。即地方政府同意了，但中央政府不同意。我们在别的国家投资需要了解，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机制。刚开始我们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时候，听说所有的外国机构、公司都要受到审查。大家都一视同仁，倒也没关系。在中投公司成立不久，我们就准备投一个澳大利亚项目。有一天正在开会研究是否投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一位总监出去看到了一个消息，说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刚刚发表了演说，说所有国营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要加重审查。每一块钱的投资都要审查。当时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有规定，10%以下的投资可以不受审查。但现在澳大利亚政府说是每一块钱都要审查，而审查是需要花费很多钱，很长的时间，还不确定批不批，因此我们当时就决定不再开会研究这笔投资了。被投资方很郁闷，一直在找我们。在那过后半年时间内，澳大利亚的财政部长及其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主席等，来过中国好几次，问我们对投资问题有什么意见。我们就和他们讲道理，说了我们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不光讲我们的道理，我们也要讲澳大利亚的道理。澳大利亚是一个普通法系的国家，普通法系有一个忽略不计原则，太小的事情就忽略不计，不要让投资人很麻烦。我跟他们说了这个原则，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告诉我一个大概的数目或百分比，如果1亿太大的话，那么5000万可以吗？5000万不行的话，500万可以？你们难道连基本的原则都不愿意遵守吗？谈了两次之后，其财政部积极应对，一个月内就发了信说我们会改变，即，持股10%以下的投资可以不审查了。这是一个沟通带来好处的例子。如果不沟通的话，可能就不会有改变。他也希望你来投资，实现共赢。
有一个和这个类似的案件发生在加拿大，但其政府处理方式却不同。加拿大是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也是这样的国家。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资源都不丰富，美国的资源丰富，但其使用量也比较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是发达国家中最主要的资源输出国。我和澳大利亚说，你们的资源丰富，特别需要中国人，我们两国资源有如此巨大的互补性，可是你怎么不欢迎我们？加拿大对我们就挺欢迎的。说过这个话不久，出了中海油要购买他们尼克森石油的案件。美国人在这个案件中争来争去，起了不少作用。到后来其总理说服了很多的派系，放下很多不同利益集团的纠结，最终同意卖给中国人，但却扭扭捏捏，说下不为例，以后要严审等等。我说加拿大人，你为什么这么笨？你为什么做了这个事情，还让投资人这么不高兴？
律师和投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可预测性的偏好。法律是好是坏，这对绝大多数律师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是在一个给定的机制之下工作。我不是立法者，我只按你的法律办。法律如果天天改的话，那你就很麻烦了，我没有办法工作。作为投资人，在投资界只有极小部分人愿意接受不可预测性，那就是对冲基金，因为他们做的业务就是赌博。但是你在一个特定的法律机制之下，如果没有告诉你这是一个清楚的、透明、平坦的场地的话，你怎么做事？加拿大政府这次就等于说，我就给你这样一个结果，这次批了，下次很难再批。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象之后，我们就没法再做了，因为我们赔不起时间。从这个角度讲，在投资过程中，你必须看这个国家的机制是怎样的，其领导是怎样的，在不断的对话过程中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挑选有潜力的、比较好的国家。
我们和一个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有过投资监管的问题。他们的证监会要求中国所有去他们那儿投资的国营企业都必须被看作是一家企业到他那儿登记，而且只能共同使用一家托管行。每天这些企业加总的投资额如果达到100万美元，就必须给他报告，如果在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加总的持股额超过一个很小的百分比，则所有各家都必须停止买入。我们说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都是独立的公司，无法如此协调；况且技术上也不可能实现这种每日协调的需求。他们说这是他们的法律，不能通融。可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事实上是有例外的。但他们回答说，那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当时找了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副总理，有人还说可以约见总统、总理。虽未见到总统，但所有人乍一听都说可以解决。但长时间没有动静。经过几年交道，毫无进展，我们就把所有的投资都撤回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做了。我们知道，像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做了一半之后把钱撤回的话，那么肯定会赔钱，会有损失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有所了解，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这是第一方面的挑战。
第二方面的挑战就是对整个投资环境的熟悉程度，由于投资方面经验缺乏的挑战。投资经验是个综合素质的培养工程，就是你对所有方面都要知道。你对其法律本身不了解，你对自己出去投资的产品线及其在每个特定国家所占据的位置，你对项目的设计、结构、当地的税收、劳工政策、资金、物流运转、清算、结算的运作模式，还有对其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态的了解都不够。但这个了解是需要时间的。中国人（年轻人）现在出国比我们多了无数倍，我1982年去美国，飞机一落地就感到了巨大的文化休克。我回国之后，我的学生开始逐渐出去了。90年代就有学生问我，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到Culture Shock(文化休克)呢？到了今天的学生，更是感觉美国怎么这么差，什么都不方便，很多东西都买不到。现在中国任何时候都可以买到东西，周末中国银行也办公。而美国银行（特别是周五）早早就不办公了。我们当年对外国了解太少，我当年在对外经贸大学是学的对外贸易、国际贸易、英文，我以为对英文已经有充分的了解。一年才能看两三个外国电影，还是经过精心挑选、意识形态没有太大问题的电影。而今天的学生每天都可以看到。对我们那个时候来说，和你们相比是了解的太少了。但这并未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你对其社会的基本问题和深层的文化了解是很少的。年轻人对外国的生活方面了解的可能是不少，但对其社会经济的运转模式等了解得不够。作为一个个体，你们在座的某一个人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出去过，但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中国的机构，我所打交道的绝大多数的企业，很少看到过一个企业和外国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很自如，对他们很了解，就是说基本的信任感足够，大家愿意坐下来谈。你英文说的再好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你必须在那儿，和他有比较多的交道，才能感觉到他说的YES指的是YES，而不是他说的YES指的是NO。但这个是依靠时间的积累。
我现在中投退休了，我现在是在总结经验、案例，特别是失败的案例。我就愿意挑选令自己难堪的案例来讲，为什么？人都愿意讲过五关斩六将，不愿意讲走麦城。可是人学习最多的是走麦城。你老是讲胜利，你就以为你每次都胜利，其实胜利对你来说影响没有那么大，可是你失败一次，你可能就栽了。我就是希望在总结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这个过程中，努力地了解我们的长处和短处，防止重蹈覆辙。把这个变成机构性的记忆，留下来给以后的人做参照物。这一点日本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到今天日本人做得比中国人好很多倍。日本现在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是在外国，你光看日本本身的国民经济不增长，其实那没有关系，因为其大部分的经济利益都是在国外。我在纽约作律师期间，我的秘书给一个日本企业的头儿教英语，所以我们就认识了。我发现他们不仅用了我们的律师所，还用了好几个华尔街的大所。我问他不觉得贵吗？他说不贵，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从七十年代开始，日本人出去投资。当时日本人给人的印象是做便宜货，找最便宜的东西，用最便宜的小律所和小会计师，算小帐。但是后来发现吃了大亏。不仅小钱要付，后面的大钱还得付。他说，我们这么做，不是出手大方，我们算帐很精细，这个钱是不能不花的，就是因为我们付过代价。你看中国企业往出走，很明显有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能不能找哪家现在不付费，以后赚钱再付费？我说可以啊，但管不管用不知道，而且通常都是不管用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我说你不要想在这上面沾光，这是小钱。你得想着以后做成了能挣多少大钱。
我是学法制史的，澳大利亚也罢、美国也罢，欧洲也罢，历史上都有对中国人极端歧视的事情。特别是当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时的一些事情。我当时读到美国排华时期的许多文献时，心痛到了极点。华盛顿洲的议员讲中国人和我们美国人不同，中国人不信上帝，中国人可以不吃饭，吃钉子，中国人可以24小时不睡觉等等。允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我们就没有办法活了。因此当时就很快形成了一个浪潮，西海岸一个州接一个州通过排华法案，即不再允许中国人进来，这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以法律形式对一个种族做出这样的歧视法案之一。美国人一般是很讲究平等与公平的，后来美国人也认为这是一个耻辱的事情。中国人确实是干活特别努力，干活让别人特别害怕。我1982年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当时有一家中国某个省的国营企业，要到美国去投资，我带了他们去美国内地一个州的小的汽车旅馆。这家旅馆的老板是中国人，后来跟那些美国人熟悉了之后，说你认识这个中国人吗？我说不认识。他们说这个人不是平常人，他很不一般，他当年来亚特兰大，没有任何钱，就是在旅馆做普通的职员，慢慢挣钱，又慢慢学习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又慢慢自己取代了所有的人，后来又慢慢取代了旅馆的老板。这个旅馆本来是入不敷出的，但到他手里就变成了赚钱机器。这一点当地美国人怎么都想不明白。但他又不能把你怎么样。所以在这个机制之下，你要积累起来，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大家都要活的好好的，不要占别人的便宜。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投资者心态不成熟的挑战。我们从穷变富的时间很短，人家经过了三代人的积累达到了这么富有的层次，我们一个人在十年、五年之内就达到了这个层次，让所有人都害怕。我们谈投资的问题，互利是最重要的。就是既要你自己赚钱的话，也要考虑别人是否赚钱。初期打交道，一定不能傲慢，这一点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讲了，这个傲慢和原来的自卑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情结。就是因为自己原来受歧视，而现在是小媳妇熬成了婆婆，我要对你们使点颜色看看，就是这种心态。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成年人，一个有力量的人，一个有自信的人，那么你才是成功的人。这和有男孩的父亲与自己儿子的关系是可以类比的。和儿子打交道很不容易，这是我的深刻体会。我这一辈子从来未有过充分无奈的卑躬屈膝的状态，只有和自己的儿子打交道时才真正体会了这种状态。经过这个过程，你自己的心态会有改善，我也在反思我是不是对别人也应该是更谦卑一点呢？你出去赚钱，想办法把别人口袋里的钱赚过了，你还不要谦卑一点？我在陕西长大的，我去北京之前家里的长辈告诉我你出门要低三辈，一定要客气一点，不能对别人不礼貌。你出去投资的话，你更不得出门低三辈？对人必须尊重。这个我看得太多了。中投公司成立那天就像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子，所有人都和你很客气，你以为是你了不起？是你的钱了不起。没有这钱，你什么都不是。我在中投公司的时候碰过几次，看到年轻人打电话，态度很恶劣。问，跟谁打电话？他们会说哪家公司特别讨厌，老是烦我。我说他们都是中投公司的潜在客户，你们态度一定要好，你这种态度对中投公司损害很大。我在几次会议上，反复强调，别人对你好，不是对你好，人家是对着钱磕头的。出去投资也一样，心态一定要摆正。不能说我不差钱，人家态度不好，把钱仍在他脸上，让他看看我们有的是钱。这是很幼稚的表现，是孩子气的表现。我们是一个成熟大国，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应该表现得成熟一点，有力量一点，体现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的文明之风。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人才机制的挑战，这也是最重要的挑战。在任何一个投资的领域里，尤其是在境外的投资，投资都是在严格监管之下的各类精英机构的激烈博弈，对人才知识和技术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不是一夜之间积累的，是要很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我们机制上还有很多不够吸引人的地方。很简单地说，能够做投资的人才，你能够做这个事情，必须在大的机构里做过这些事情。有人说这些人才在中国呆的时间短，不理解中国国情，不能和领导沟通。我说那你另找一个和领导可以沟通的人就可以了，你让他去做他的投资嘛。有人说这些从外国回来的人收入太高了，和我们的收入不匹配。一个很强烈的声音说，不行，国营企业的工资都必须降下来。你们凭什么比领导的工资还高呢？我说那你提高领导工资啊，你为什么把这些人的工资降下来呢？现在的问题是，都说这些人工资太高了，和国内的工资水平不平衡。可是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是新常态的世界，今天人才的流通性比我们当时大了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当时能上大学的人是百分之二点几，能出国的人是这百分之二点几的百分之一不到。现在出国人的很多，家长动不动就带着孩子出去了。他们对国外了解得很多，你这儿给我的工资低的话，那么我可以找另外一个机构。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把这些能够做事的人才撵走了，留下愿意拿低工资的人，但这些人里有许多不能做事。像我们这代人，我们是拿了一辈子的低工资，我们是可以承受的。但现在的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还愿意承受吗？你既然要走出去，与国际市场打交道，你这个机制就应该允许让人才按国际水平基本活下去。你稍微低一点的话可以，如果低太多的话，你怎样让这个机制持续下去？你在全世界竞争的体制下，必须有全世界竞争范围内的人才使用机制来对待人才。全世界主要的主权财富基金和最大的投资机构我基本上都去过了，从美国、欧洲到日本、澳大利亚，从中东到亚非拉一些国家，每一家机构都用很多外国人，包括中国人。中投公司现在也有不少拿着外国护照的中国人，我们也曾雇佣过西方白人。中国人在一块儿时，都是以中国话为主，但我们当年在开投资决策会的时候常常要以英文为主，因为通过翻译沟通的成本太高。如果你认为语言是一个基本障碍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做事了。我们曾经请过加拿大的一位新加坡移民作我们的首席投资顾问，他在投资界非常出名。他说中文是我八岁以前说的，我现在中文不行了。因此每次和他开会我们都得说英文。语言和工资在投资领域其实是相对不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请中介时要作政府采购，结果占权重最高的就是价格，别的因素都砍掉了。如果我们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像当年的日本人犯的错误一样，在人家走过的弯路上再走一遍。如果不能解放思想，我们还会付很多代价，要吃很多亏。今天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现场提问与回答
1.问：2014年我国境外投资总量第一次超过外资引入，您如何看待我国正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
答：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个问题也印证了我前面所讲的，有个心态的问题。净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中国就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伟大的资本输出国了？有句话说，三代都培养不出一个贵族来。对比一下我们和别人做事的方式，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我觉得同样得三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早期资本输出的时候犯了无数错误，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当年是帝国主义时期，它后面跟着的是谁啊？是战舰，它把它的商人都变成了海盗，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帮武装到牙齿的海盗商人。今天你还能这样做吗？所以，所谓的资本输出国，说明现在的世界已经变得更平了、更小了，大家都是在一个船上了。别以为我们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在知识更新、在精细程度上和别人比较了，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还有许多需要学习人家的地方。
2.问：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需要国际投行的金融服务，您如何看待国内投行在此方面的差距？
答：我做监管的时间很长，全世界大的国家的资本市场监管机构都去过，投行打交道就更多了。从纯粹的个人素质上讲，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勤劳的人，你很少能见到在一个国家这么普遍地、大面积地找出这么多IQ极高，又特愿意工作，特努力，而且说哭就能哭，说笑就能笑的人。问题是在于，institutional ability，你要把他变成机构性能力的时候，他是有巨大差异的。以前不是老开玩笑说，一个中国人可以打倒三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打不过一个日本人。所以，我们这个机制、我们的文化，人员的素质差距没有那么大，人员经验差距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问题，所以你得不到人家类似的经验。
我在国外做律师的时候，每个月经历的案件量是非常大的，按照能够报给客户计费的小时数原则上要求每个人都要工作到1600个小时，这是要和客户能够要钱的1600个小时。我后来计算了一下，说很少啊，别人和我说，你如果做1600个小时的话，那你可能会被解雇，你要做到1800个小时，甚至是2000小时。我因此很努力的干活，结果第一年就做了3000多个小时。第二年律师事务所分级升薪的时候，我被分为了一级，第一级的只有两个人。这在于你干了很多的活。我回到中国之后，当时司法部的领导找我说到香港搞一个法律中心，我说我不去，我回来是要到中国干的，不是要到香港的。听说私人律师事务所不让成立，你帮我批一个吧，当时领导马上就同意给批了。当时发现即使批下来，没有工作干，眼对眼看着，然后有人打电话来说，说半天也没有多少活干。现在中国的律师都有很多活干了。你要做到人家的那个程度，你还差一点，你没有做过这样的活，你就没有这样的经验。今天中国的投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比我们那个时候多了很多倍的机会，但如果抓不住机会，吸引不住人才的话，那么实质性的活还是要给别人干的。常常到了紧急关头的时候，你做不了了的时候，还是要和别人绑在一起做。所以每次投行初期做路演的时候，辛苦得一塌糊涂，一天几十个会议，每天一个城市，全世界跑，干什么？是想把我们的企业卖给人家。哪那么容易？但人家这个时候有他的渠道，可以推销得出去。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韩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公司几任的CIO都是美国人，中东的这几家主权财富基金，不是美国人就是英国人，为什么呀？因为你的人卖不出东西去。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中国的投行，学习和积累经验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3.问：马蔚华曾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失败率比较高，您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答：马行长我很熟，他经验很多，但失败率要看从哪个角度讲。从个数上讲确实是有一些失败的例子，但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实证研究，我只知道中投失败的例子，但中投的失败不是今天可以看出的，中投是长期投资的，国务院当时给中投是以十年为单位来计算收益的，中投成立至今还不到八年呢，才七年多，还没到算帐的时候。有很多企业说，中投买黑石、摩根斯丹利亏得一塌糊涂。我说你怎么知道亏了呢？他说你买的多少钱，但后来掉多少钱？我说那现在多少钱呢？这个是要看的，中间你得到了什么东西。只要你没有扔掉，没有割肉，那你还没有彻底损失的，就不能算帐。但有彻底损失的，中投也有亏了的例子，就是到最后这只胳膊我不要了，割肉了。好在我们是蚯蚓类，割了之后还能长回来。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不是中国企业的问题，中国企业的特定问题是和机制有关，有些是你刚刚出去不得不犯的一些错误，外国失败的例子也很多，所以这没法一概而论。问失败的原因，我在讲座中讲的挑战都是其中的原因。
4.问：在跨国并购中，法律和文化的差异是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您觉得如何有效解决？
答：这要尊重规律，要尊重法律，你要找好一点的律师，贵一点就贵一点。譬如民营企业家问我，孩子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法律。你的孩子是守成的，不是创业的，法律问题是比你创业时期大得多的问题。企业变大之后不合规的问题是很多的，你去看国外的家族企业的CEO、投行里面的CEO许多都是做律师出来的，这和后面说的文化问题是有类似的，西方的文化是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出来的，对规则的要求、对制衡的要求是比我们高的，我们的文化是阴阳相间、中庸之道的文化，我们今天的法律机制是新的东西，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中国自己也要学习，你出去和别人打交道也是要学习的。如果你不接受当地的规则，那么就没有办法在当地干事。
5.问：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日趋活跃，您如何看待国企和民营企业在境外并购中的优劣点？
答：确实是各有优势、各有劣势，国营企业的资金雄厚，也更容易得到国内金融机构的支持，这与我们的机制有关。民营企业是从纯粹的市场规律来判断的，比较少有政治上的考虑，其机制比较灵活，你象吉利收购瑞典的沃尔沃汽车公司，因为他们派去管事的人有我过去的同事，我仔细了解了一下过程。他们在做事的过程中是用很市场化的方式，让人看来是比较容易融入进去的。一旦做大就比较好做了，一旦上了那个台阶，就很多金融机构支持你，在那之前你要努力跃过那个龙门。我们国家强调很多次讲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但实际上做的还不够。民营企业才是我们国家最终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一个基本保障。如果只有国营企业是不够的，国营企业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有存在的重要价值。但只依靠国营企业，把民营企业统统挤出去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经济、就业和整体的社会文化其实都有负面影响。
6.问：伴随着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很多企业选择了境外上市，目前国内正研究推进注册制改革，您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
答：世界上大部分的重要市场都是注册制的。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占全世界60%以上，它是注册制的。欧洲的主要资本市场中比较有意义的是英国市场，也是注册制。因为资本市场和马克思主义一样，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融入世界，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就要学习他们先进的东西，要努力往那个方向走，最终是能走到那儿的。那么，现在的阶段是否能够达到我们所设想的充分注册制？这是很难说的，虽然我们说了，证监会的领导也一再表态说会很快实现，但注册制怎么实行却不见得清楚。有句话说，魔鬼都是在细节之中，以我所知的细节，现在还有很多没法对付的魔鬼吧。
7.问：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金融业，您认为前海可以在哪些方面探索金融创新？深圳毗邻香港，您认为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哪些方面最值得借鉴？
答：香港在金融领域方面最值得借鉴的就是其法治基础，它的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很清楚，很明白，很有可预测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把这点去掉，香港什么都不是。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在这方面靠近它，赶超它，那么想建立一个与它毗邻的机制，来吸引它那里的钱和机构，哪有那么容易？很多人问我技术上的问题（不光深圳问这样的问题），要把钱吸引来，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你要看看中国市场现有的产品和没有的产品，这些非常明确，非常清楚，世界重要的发达的已有的产品都在那里摆着呢。中国市场一看，少了什么就上什么，那这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很简单一个道理，搞金融衍生品。中金所成立了五年了，到今天为止只批准了一种产品。看看全世界，芝加哥的产品有多少种可以交易？这种情况下，你是学技术问题，还是机制问题？要我说最重要的就是机制问题，就是要把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管，政府只管政府的事，如果政府过多地去管市场，市场就搞不好。很多人说能否再说的具体一点，我说已经很具体了，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市场发展到今天，就是市场和政府不断地博弈，市场不断地取胜而发展起来的。你要仔细研究一下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有人说中国证券市场一直是从上至下地管着，我说如果真是从上至下一直按80、90年代的管制系统心态来管的话，那么绝对没有今天的交易量，中国证券市场的交易量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这里面当然包括很多负面因素，包括贪污受贿的人，想把各种利益机制都变成自己家的东西。但资本市场发展就是一个过程，资本市场本身都是假定只为自己、不为别人，我们要发展出一种机制来控制这个，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别人。但如果再往前走，希望每个人都一心一意为了国家，一心为了别人，这是不现实的，这怎么能把市场弄起来呢？因为这就不是市场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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