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的出台就意味着司法干预。问题也随之而来，司法干预会不会捆住公司自治的手脚？如何平衡保护股东权利与促进公司发展的关系？本文以访谈形式，带你了解新公司法解释出台的背后故事，以加强对新公司法的理解。
邓峰：蓝海法律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执笔人之一。
Q：公司法第四部司法解释的出台，有什么样的宏观政策背景？在新形势下，司法解释的施行有什么样的意义？
邓峰：据我所知，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时，会进行大量调研、访谈，摸清情况：哪些问题发生频率高、实践中存在困惑？哪些是社会现实中比较重要的？然后会依据相应的法律原理来制定规则。《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包括五个部分，但遵循一条主线——股东的集体性权利。比如，决议、分配和派生诉讼是典型的集体性权利，而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也和集体权利关系紧密。很显然，司法解释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公司的集体性决策，以及内部的权利行使。
应该看到，社会生活中的纠纷类型，会随着财产形态、社会观念和人们的合作方式不断扩充发展。放在十年前，经济纠纷更多是以房产、合同等为主，当时，人们的财产更多表现为不动产和银行存款，分别对应着物权和债权。
但是，随着国企公司制改革、公司注册不断放松，再加上双创、鼓励小微企业发展等经济政策推动，公司数量以每年百万计增加，股权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财产的一种重要形态。举例来说，现在的合作、转让等市场交易，人们都习惯采用股权联合、交易等方式来完成，这就导致了相关纠纷越来越多。这是社会财产形态变化带来的客观现象。不仅如此，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和公司运作的规范，股东之间的纠纷不仅局限于转让、出资等领域，也越来越多地产生了公司控制权如何取得、行使、转让等新型纠纷，包括公司控制权的行使、决策程序、步骤、依据、效力等方面。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就是应社会需求变化而出台的。
公司运作是一种集体活动，没有规则就无法完成，因为你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来完成合作。合作各方的权利明确了，资本市场、社会合作、经济发展才能更有效率。著名的法律与发展学派经过验证提出，越是富国，中间层组织——主体就是公司，就发展越充分，反之亦然。中国现在的经济转轨，对生产、流通的组织、协作方式都提出相应要求，对公司法规则的需求就应运而生，新司法解释的出台和这一趋势是一致的。
如我前面提到的，新司法解释主线是股东的集体性权利，这一权利除了涉及到公司和各方利益之外，最直接的应用和控制权有关系。未来没有控制权的股东想获得这种权利，比如想要查账获得信息，想要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提出异议，想要对公司决议提出质疑，甚至还想要追究管理者过失，这些都和新的司法解释有关。对近年不断涌现的公司控制权之争，我想很多人都有深刻感受，新司法解释面对的正是这些焦点问题。
Q：去年底就“原则通过”了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草案，为什么这么久才正式颁布？
邓峰：好的规则，关键是要凝聚最大多数的共识。这次的司法解释广泛征求了各方意见。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需要履行公开程序，体现了凝结共识的必要性。除在时间和法理的逻辑顺序上需要照顾到上位法，我个人觉得，公司法新司法解释的出台并不容易，因为涉及到多个层面的争议。
首先，不要小看这几个条文，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集体决策进行司法审查提出系统性解释。关于集体决策，比如股东会、董事会如何开，哪些规则是必要的，哪些应该有弹性，在中国特有的法律文化传统下，每个人脑子里面的参照系不同，因此争议也就比较大。
其次，司法解释通常带有司法政策趋势，需要适应当下的经济形势。一直以来，企业界对更多界定和保护股权，还是保护公司不受过多干预，哪种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存在着对立的观点。所以说，新司法解释能够以利益平衡的方式出台，还是很不容易的。
Q：这部司法解释在起草、征求意见和颁布过程中有哪些公众较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邓峰：作为研究者，我认为新司法解释有一些突出的亮点：第一，和公司法本身的发展趋势高度吻合，比如要求公司遵守程序，尊重公司章程的自行安排等；第二，比较法做得比较扎实，除了个别条文基于现实条件有所创新，大部分规定都有明确的比较法参照，比如强制分红是各国都有的规定和做法；第三，宽松适度。考虑到中国法学界，包括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很多问题还需要通过具体案例验证，在很多问题上允许下级法院进行探索。像集体权利行使、集体决策的作出这些问题，是非常新鲜的知识，司法解释做到了“抓大放小”。
具体的争议在大多数条文上都表现得很充分，起草中，公司决议的分类和效力、强制分红、知情权作为固有权、查阅范围、侵犯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力、双重派生诉讼等，都曾是争议的重点。
另外，司法解释在中国现有的公司治理水平上，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比如强制分红、信息查阅、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面，都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规定，而且贯彻了责权利一致原则，不当行使权利、滥用权力或者权利，这些方面都有明确的责任规则，这是非常值得赞许的。
Q：作为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公司是基本的市场元素，对其进行规制的法律自然也受到重点关注。公司法新司法解释对公司治理将带来哪些影响？
邓峰：公司治理是公司法的核心内容，权力的分配和行使又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所在。现行公司法虽经过2005年大修，基础还是1993年的版本，具有相当大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也表现在过去被学界批评的“重股权、轻治理”的裁判思维上。公司法的前三个司法解释，主要侧重于股权的财产属性。而新的司法解释可以说是一个公司法的升级，将法律中原本赋予股东集体性权利的诉权，变得有据可依。
贺庭长已经说得非常全面了，我再补充一下。新的司法解释首先是扩展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尤其体现在集体决策、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诚信义务上。股东因为获得诉讼权利，从而会大幅度提高平等、民主参与公司治理的机会。其次，公司应当注重自己制定规则，不能再忽略法律、章程中相关规则了。新司法解释释放出明确信号，要求公司在实际运作中，需要重视程序和形式，以及权力行使和分配方式。再有，不当损害公司利益、集体利益的行为都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比如，虽然股东拥有知情权，但是如果泄露公司秘密，就要被追责。
总之，新司法解释强调公司自治，允许公司章程对治理规则进行自主安排。我想，这部司法解释出台后，一个明确的激励就是公司会开始认真对待章程了。
Q：新司法解释都针对哪些具体现实矛盾？
邓峰：前面说过司法解释通常是在调研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需要而作出的规定。
大致上，涉及股东权利保护和公司治理的诉讼案件达到公司纠纷案件的60％以上。2014年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件近1.7万件，2015年是近1.8万件，粗略统计，其中涉及到新司法解释的，大概要占到60％左右。
同时，司法解释的很多规则，是针对裁判标准不够统一而作出的。从裁判标准看，如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的既有判决，有未明确是否可以委托他人查阅的，有明确可以委托律师、会计师查阅，有认为属于执行事项未予处理的。再如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案件，有判无效的，有判撤销的，有认为不影响合同，有不支持的。新司法解释有助于明确裁判标准，至少是明确裁判原则。
现行公司法在2005年经过大修，但现实情况已经很大程度上突破了12年前的框架，实践中大股东独大、内部人控制等导致的中小股东参与管理权、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得不到有效保护的问题比较突出。虽然上市公司为代表的各类公司治理均日趋规范，水平有所提高，但在非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漠视公司法规定、架空法律实施，以及名为公司实为合伙、公司章程千篇一律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公司纠纷案件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往往事实难以查明、案件审理难度较大。新司法解释的出台，一方面可以有助于这类案件的审理标准或者原则明确化，也可改变长期以来股东诉权只有公司法条文而很难落实的局面。
Q：能不能谈一下中国公司法规则的发展趋势？
邓峰：公司法从2005年到现在有过一些小的修订。上市公司有些规则还在不断完善中，最高法院陆续就公司自行清算、出资和股权等财产纠纷出台了司法解释二和司法解释三，现在针对集体性权利进行规定，可以说进行了系统化的努力。不过还有很多重大的公司法命题需要细化，有些也存在着很大争议，包括股权转让规则、担保效力、并购重组、刺破公司面纱、员工持股、公司融资、董事和高管人员责任等。也就是说，现有的规则主要还是集中在以股东和股权这个层面，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这些层面未来还有继续补充完善的空间。
